诸位吉祥，今日来聊聊北宋神霄祖师林灵素。林灵素作为北宋末年神霄派的关键人物，其生平因史料记载的歧异而颇具争议。元代《宋史》将其斥为 “妖道”，而宋代宗室赵与时《宾退录》、名臣赵鼎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（下称《仙鉴》）又多有不同记载。本文结合正史、文人笔记及道教文献，按时间脉络梳理其生平，力求呈现历史原貌。

一、早年经历：从释入道的争议起点

关于林灵素的出身与早年经历，史料记载存在明显分歧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载其 “本庸夫，初为僧，因醉殴僧，避罪改道”，明确指出其早年为僧，因犯戒转投道教；而《仙鉴》则渲染其 “七岁能诗，日记万字”，甚至虚构 “苏轼见而惊叹” 的情节 —— 此说已被考证为伪，因苏轼在 1082 年（林灵素若七岁则生于 1075 年）正遭乌台诗案贬谪黄州，根本无法前往永嘉见幼童林灵素（见陈傅良《止斋集》考证）。

现存可信史料中，明嘉靖《永嘉县志》仅简略提及他为 “温州永嘉人”，早年曾云游各地。关键转折点见于《铁围山丛谈》：他在湖南岳阳遇一赵姓道人，得授《五雷玉书》，“依之诵咒书符，策役雷电，治病立验”—— 这一记载为其后来传播雷法奠定了逻辑基础，且与神霄派重视雷法的特质相符，可信度较高。此外，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提到他早年 “好言鬼神事，人多厌之”，侧面反映其早期以术数游走民间的形象。

二、得遇徽宗：神霄信仰的崛起与政治捆绑

林灵素的人生转折，始于北宋政和五年（1115 年）与宋徽宗的相遇，这一事件的史料互证尤为关键。据《宋史・林灵素传》记载，徽宗 “梦东华帝君召至神霄宫”，醒后命道录徐知常寻访相关道经，徐知常因林灵素 “常言神霄事，且作《神霄诗》” 而将其推荐给徽宗。会面时，林灵素称徽宗为 “天上长生大帝君”，自己则是 “神霄府书罚仙吏褚惠”，蔡京为 “玉清左相仙伯”，童贯等大臣亦各有仙职 —— 此说被《宋史》视为 “谄媚惑君” 的铁证。

然而，宋代赵与时《宾退录》补充了关键细节：徽宗曾私下密封青词火化，次日林灵素竟能完整复述内容，并指出其中错字导致 “灵官不收”，徽宗因此 “叹为神仙”，封其为 “玉真教主”。这一 “识青词” 事件，在马纯《陶朱新录》中亦有类似记载，可见林灵素确以术数获得徽宗信任。此后，徽宗依其建议，“令天下皆建神霄万寿宫，开神霄箓坛”（《宋会要辑稿・道释》），据统计，当时全国各州府共修建神霄宫 260 余所，耗费民力甚巨，这也成为后世批评林灵素 “劳民伤财” 的核心依据。

三、宗教活动与政治纠葛：护道排佛与党争旋涡

（一）神霄派的推广与排佛举措

林灵素得势后，以神霄派为核心展开一系列宗教活动。《宋史》载其 “修正一黄箓青醮科仪，编排三界圣位”，每月初七在宫中讲经，“肆为市井俚谈，上下哄笑”（陈均《九朝编年备要》），可见其讲经风格通俗甚至滑稽，与传统道士的庄重形象迥异。同时，他推动 “排佛” 政策，主张 “废佛寺，改僧为德士”，泗州普照王塔（僧伽大士道场）亦被拆毁（《铁围山丛谈》）。不过，宣和元年（1119 年）京师大水时，林灵素 “设坛祈雨无验”，而民间传言 “僧伽大士显灵退水”，徽宗不得不为僧伽加尊号，其排佛政策也随之搁置（邵博《闻见后录》），这成为他声望受损的开端。

（二）与蔡京集团的复杂关系

林灵素与蔡京、童贯等权臣的关系，是史料争议的焦点。《宋史》称其 “与蔡京等勾结，同谋误国”，而《仙鉴》则记载他借 “召皇后魂” 之事，让皇后 “托言蔡京为北都六洞魔王，童贯为飞天大鬼母”，力谏徽宗除奸。两种说法需结合其他史料辨析：

（三）元祐党人碑事件的争议

《仙鉴》曾虚构林灵素在宫中见 “元祐党人碑”，题诗 “苏黄不作文章客，童蔡反为社稷臣”，为苏轼、黄庭坚等旧党鸣冤。但据《宋史・徽宗纪》考证，元祐党人碑共刻三次，分别立于端礼门、各州县，从未 “刻石宫中阁下”；且该诗实为金代诗人马定国所作（见《中州集》），可见《仙鉴》此说为后世道教徒的美化。真正可信的记载是，林灵素对旧党并无明显同情，反而曾借神霄宫修建之机，打压反对他的旧党官员，如叶默、陈并等地方官因 “不奉神霄法” 被贬窜（施宿《会稽志》）。

四、失势与结局：迁都之谏与历史评价的分化

宣和三年（1121 年），林灵素因 “妄议迁都” 触怒徽宗。据《永嘉县志》载，当时 “大水临城，林灵素上疏言国难将至，请迁都避之”，并警告 “丙午、丁未（1126-1127 年）间，甲兵长驱，天眷两宫难保”—— 这一预言后来竟与靖康之变（1127 年）吻合。但蔡京集团借机弹劾其 “妖言惑众”，徽宗遂将其 “贬为太虚大夫，斥还温州”（《宋史》）。

关于林灵素的结局，史料记载不一：《仙鉴》称其 “还乡后羽化登真，遗物三百担皆赐物，尽数散与乡邻”；而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则云 “其卒后，家人发棺，唯见一竹杖”，暗示其 “尸解成仙” 的传说。不过，更可信的是《宋会要辑稿》的记载：他贬谪后 “次年卒于温州，年四十五”，并无离奇色彩。

林灵素的历史评价，自南宋起便两极分化。欧阳澈《飘然集》斥其 “与蔡京、王黼共造神霄宫，耗国帑，虐百姓”；而谢守灏（林灵素同乡，《混元圣纪》作者）虽批评其 “误国事”，却也承认 “其雷法传承，实为神霄派之基”（《止斋集》引谢怀英语）。现代学者卿希泰《中国道教史》认为，林灵素是 “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复杂人物，其推广神霄派客观上推动了道教发展，但也因依附皇权导致宗教世俗化”，这一评价较为中肯。

纵观林灵素一生，他既是神霄派雷法的重要传播者，也是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的参与者。史料的歧异恰恰反映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 —— 唯有结合正史、文人笔记与道教文献，摒弃单一的 “褒贬” 视角，方能理解其在宗教史与政治史上的特殊地位。